让陈列在三秦大地上的石峁遗址活起来 ——读陕西地情丛书《石峁遗址志》

■倪坪

编者按

近日，由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和文物局共同编纂的《石峁遗址志》正式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了的反响。

众所周知，石峁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石峁遗址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窗口，可能是夏早期中国北方的中心。为了让大家可以从各个角度、全面的对遗址的发掘过程、文明遗迹有一个更清晰、直观的了解。西北信息报特别推出部分专家、学者对该书的解读，以飨读者。以企发挥出对中华文明进行探寻、回望、溯源的精神价值。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编纂并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陕西地情丛书《石峁遗址志》已面向社会发行了，作为一名修志工作者，阅读此书，感慨万分。《石峁遗址志》的出版发行，对更好地传播重大考古成果，宣传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促进文物管理与保护具有重要作用。他第一次用地方志的表现手法将石峁遗址考古发现、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和宣传展示的历史与现状展现在世人面前，让陈列在三秦大地上的石峁遗址活了起来。

考古发掘的百年历程

《石峁遗址志》客观、全面、系统的记述了石峁遗址近百年的考古发掘过程，让社会各界了解认识石峁遗址，促进石峁遗址保护管理。

横亘在神木市高家堡镇东侧台塬山峁上四千年的石峁古城遗址，历史上曾一直是个谜。从20世纪初相关文物受到考古界关注，到1958年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再到2011年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并正式考古发掘，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

明万历《延绥镇志》是最早记载石峁遗址的地方志，志书编纂者将这个庞大的古城遗址误判为唐代城址。其后，清康熙《延绥镇志》、清道光《榆林府志》、清道光《神木县志》均沿用旧说，并由此引申出“英宁府”“宅门墙堡”的记述。民间则俗传遗址为“女王城”，将遗址核心高台状区域称为“皇城台”。

1928年1月4日，天津《大公报》发表通讯《陕北发现汉匈奴古物》，报道内容涉及遗址遗物，并称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已安排高家堡籍学生韩寿萱返回故里调查，此为已知外界媒体和考古界对石峁遗址最早的关注。

1958年4月，参与陕西省文物普查的考古工作者孙江、黄发钟、李建中踏上石峁遗址，调查认定“石峁山遗址”为包括三套城的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城。是年，受“大跃进”运动影响，此次调查记录完成不久即被尘封于档案之中。

20世纪60～90年代，陕西省文物考古工作者陆续对石峁遗址进行多次考古调查和试掘。1976年1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干部戴应新在石峁遗址征集到玉器和陶器等批重要遗物，随后发表调查简报，正式提出“石峁遗址”的命名。从此，石峁遗址以出土玉器闻名于世，相关研究逐渐展开，遗址保护工作也逐步升级，并于2006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限于多种因素、屡次考古调查和试掘虽有所收获，但学术界对遗址规模及重要程度的认识并不全面深刻。

21世纪初，民间收藏的大量石峁文化类型的玉器和石雕等文物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同属秃尾河流域新华遗址的考古发掘及祭祀坑大量玉器的出土，促使文物考古学界对石峁遗址的重要性做更深入的思考。

2011年，经神木县政府积极申报，陕西省文物局决定启动石峁遗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组成联合调查队，调查确认遗址面积逾400万平方米。

2012-202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石峁考古队先后对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皇城台等地点进行发掘。经过考古工作者为期十年的艰苦努力，石峁这个建筑规模宏大、聚落结构清晰、年代序列完整、出土遗物丰富，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的大致面貌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

石峁遗址丰硕的考古成果被学界誉为“考古中国”项目的典范，先后获得2012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世界考古：上海论坛”评选的“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2011-2015年度“田野考古奖”-等奖、2016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2019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等重大考古奖项。2019年石峁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同年10月进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20年12月，美洲考古学会主办的《考古》期刊及网站将石峁遗址评选为2011-2020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震撼世界的文明奇迹

《石峁遗址志》在坚持志体的前提下，采用纲目体编纂体式，对石峁遗址的遗址环境、文物遗存、研究状况、保护管理、宣传展示等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尤其是对石砌城址的详实记述，让陈列在三秦大地上的石峁遗址活起来。

石峁遗址是一处龙山时期至夏代早期的超大型石砌城址，被列为150处国家重点保护的大遗址之一。他以其出土数量庞大、器类独特的精美玉器闻名于世，以结构清晰、保存良好的庞大石城而震惊世界。一批具有断代意义的陶、玉、石、骨等典型遗物陆续出土，将石峁遗址与其他早期文明关系的研究不断引向深人，以河套地区“双鉴鬲类遗存”为主要特征的石峁文化概念与内涵逐渐明晰。

2011-2020年，石峁考古队对石峁古城的系统调查与发掘，使石峁遗址成为21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之一。石峁石城是东亚地区土石结构城防设施的最早实物资料，其建筑结构与体量，城内出土的玉器、石雕像、壁画、陶鹰等珍贵文物及铸铜、制骨等早期“核心技术”的发现，引人瞩目的奠基性人头骨堆积及“藏玉于墙”等神秘现象，一次次刷新了人们对史前文明高度的认知。

石峁石城初建时代不晚于前2300年，大致废弃于前1800年前后。石城以长达10千米的石砌城垣为周界，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是中国史前城建史上罕见的规模气势壮阔、规划设计复杂、功能设施齐备、建设施工精细的实例。这个“石头上的王国”以具备早期“宫城”性质的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墙呈半包围状将其环抱，城门、墩台、马面、角台等附属城防设施形、制完备、保存良好，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

皇城台地处内城中部偏西，四面护坡石墙包砌，为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核心分布区，为石峁遗址早期构建的建筑，被誉为中国的“金字塔”。外城东门址是石峁遗址考古发掘全面揭露的第一处重要建筑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外城东门与皇城台城门不仅建筑结构复杂，且具备防御与礼制功能，开创了中国都城正门结构的先河。

高墙壁垒、巍峨壮丽、气势恢宏的石峁古城是早期文明的奇迹，显示了超大工程背后强大的社会号召能力、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早期王国都邑性质的古城统治者，掌握着公共权力和祭祀权力，具备集约人口、集约经济、聚敛高等级物质文化的能力，其利用古代礼制的力量推动发明创造和石峁文化的灿烂辉煌。

2011年，在石峁遗址系统性考古调查发掘之初，即开展体质人类学、动物、植物、古DNA及古环境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涵盖石峁文化属性及年代、与周邻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石城与聚落社会、族属、玉器、体质人类学、生业和环境等多方面的研究全面展开。研究者将考古工作与探究中华文明起源相结合，创新理念，放眼世界，用更开阔的视野观察石峁遗址，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与争鸣，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提升。2020年，考古专家以石峁遗址考古资料为基础，系统梳理河套地区“双錾鬲类遗存”的分布范围、文化特征、年代及文化性质，正式将以“双盤鬲”为代表的一组稳定器物组合命名为“石峁文化”。

气势恢宏，构筑精良的石峁石城是已知的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石峁遗址是探索华夏民族远古历史记忆的圣地。

“三位一体”的管理保护

《石峁遗址志》对石峁遗址管理保护模式进行了祥尽的记述，以推动石峁遗址管理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随着对石峁遗址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管理保护工作也在不断推进，并逐渐形成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三位一体”的大遗址管理保护模式。

1958年，首次踏上石峁遗址的考古调查人员曾提出对遗址保护的建议，但受限于客观条件，保护工作并未启动。1982年12月22日，石峁遗址被神木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4月20日，石峁遗址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石峁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年，石峁遗址系统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启动后，国家文物局，陕西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文物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石峁遗址的考古、保护和管理工作，遗址管理与保护各项工作全面开展。2013年和2016年，石峁遗址先后两次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专项规划。2016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石峁遗址保护规划（2016-2030年）》。2017年，《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颁布施行，为遗址的文物保护、考古发掘、科学研究、展示利用、参观游览和生产建设等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2017年，石峁遗址被列人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第一批陕西省文化遗址公园名单。2019年4月23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将石峁遗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2015年，神木县成立石峁遗址管理处。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管理团队，与同样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石峁考古队通力合作，承担起遗址保护、管理及利用的具体任务，组织开展了规划编制、项目建设、管护巡查、宣传展示等各项工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石峁遗址管理处克服土石结构遗址文物本体保护难度大的困难，积极探索遗址保护新的技术与方式，努力提高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采取设立“石峁文物医院”、建设临时考古工作大棚等方式，确保文化遗产的安全和展示利用。

石峁遗址的考古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和游客纷至沓来，国内多家博物馆为石峁文物举办特别展览，石峁博物馆正在加快建设。通过遗址本体及相关文物的适度展示，考古成果惠及社会公众，遗址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与日俱增。基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石峁遗址入选中学历史教材，遗址景观成为中国邮政发行的《亚洲文明（一）》特种邮票图案。

探索发现石峁遗址意义重大，保护管理石峁遗址任重道远。由于大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石峁遗址尚有诸多待解之谜。阐释遗址的文化内涵，需要多学科研究参与，拓展研究的空间与层次；研究遗址的族属性质及与同期考古文化的关系,需要更多考古实物资料的积累与分析；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需要协调解决考古发掘、遗址保护与当地群众利益关系的矛盾。2019年以来，当地政府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保存、延续遗址的真实性和文化价值为目标统筹兼欧石峁遗址的发掘、研究、保护、展示等工作，全面启动石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将石峁遗址国家考古公园与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集中展示区为核心的高家堡文化旅游小镇协同建设，充分发挥石峁遗址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的作用，把石峁遗址打造成国家文化地标和中华民族精神标识。

通俗易懂的编纂特色

相较于专业的考古发掘报告，《石峁遗址志》具有通俗易懂、受众面广、社会影响力大、可读性强等特点，更便于社会大众了解石峁遗址自然环境以及风土人文等方面的信息。

首先，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兼顾。《石峁遗址志》是继陕西《黄帝与黄帝陵志》《茂陵志》和《陕西帝王陵墓志》后的又一部以遗址为对象的重要编修志书。与其他几部志书不同的是，《黄帝与黄帝陵志》《茂陵志》和《陕西帝王陵墓志》的记叙对象多属于历史时期的遗存，在编写过程中，或有文献史料的直接记载，或有传说辑录于各类文献典籍中，大量的历史文献可供撰写者参考与梳理。而石峁遗址作为一处史前时期遗址，在文献中几无记载，目前对遗址内涵的一切认识，完全依据于现有考古材料，凭借着考古工作者的手铲，拨开厚重的黄土。释读着这部文字诞生之前悠久岁月遗留下的无字地书。因此，利用物质遗存复原历史场景和日常生活，而不以妙笔生花直接记叙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这一独特的考古学视野与方法使得本志书具有较重的学术味道，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兼顾也成为本志书的一大特色。

其次，重要部分的中英文对照。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石峁遗址志》在编纂中，对一些重要部分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进行记述。采用中英文对照方式记述的内容有目录、概述，遗址环境、考古发掘、石砌城址、出土器物、学术研究、保护管理、宣传展示、艺文、人物等类目。这样，既照顾了一般读者的阅读、也体现了一定的专业学术性。

通力合作的编纂模式

《石峁遗址志》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地方志工作机构实施、上下通力合作，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编纂模式，既体现了修志方法的创新，也体现了修志工作模式的创新，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编纂出版《石峁遗址志》，是陕西省地方志领域与陕西省文物考古界的一次精诚合作，是陕西省地方志工作的一次实践创新。2020年初，经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提议，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和陕西省文物局决定共同组织编纂《石峁遗址志》，组成《石峁遗址志》编纂委员会及下设编纂办公室，聘请考古学、方志学学术顾问，并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协助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承编，高家堡镇人民政府、神木市博物院等单位帮助提供图文资料。历时一年有余，数易其稿，《石峁遗址志》终于编纂出版。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雷湛，陕西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利分别为《石峁遗址志》作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孙周勇，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处长张凌云分别作跋。《石峁遗址志》的成功编纂出版，得益于编委会统筹协调各方面力量，得益于志书学术顾问及考古工作队的诸位专业人士的悉心指导，得益于石峁遗址管理处年轻同志们认真收集资料，得益于其他参与者的全力配合。

石峁遗址考古工作还在挖掘进行，其文化内涵与遗产价值需要不断认识。期待石峁遗址考古工作有更大的收获，遗址保护和展示取得更好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