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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来勤
高五幸先生是西安国际港务区文坛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是陕西农村作家群中一道颇具辨识度的风景线。
五幸先生与我神交久矣，一直想为他的为人、为文写几句话，却总是难以下笔。这次接到他的文集《灞上烟火》《灞上人家》《灞上之歌》的清样，我情难自抑，觉得很有必要向大家说说我心目中的高五幸。
与高五幸先生未谋面之前，对他印象就很深。早在1976年，就读到他发表在当时西安市郊区文化馆主办的刊物《郊区文艺》上的一篇快板诗《说“风”》，我当时正在上小学三年级，学校组织文艺汇演时我还以此为蓝本打着竹板登台表演，大受师生们赞赏。1984年的高考前夕，我去西安配眼镜的间隙到钟楼附近的书报摊闲逛，见到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的《西安法制报》《唐都故事报》等报刊，发现其中有登载高五幸先生的文章《冒牌女兵落网记》和其他几篇很有教育意义稿件，当时就将口袋的所有零钱掏出来购买那些报刊进行学习，回家乘车时方知购买车票的钱不够了就想逃票，结果被貌美如花但言辞刻薄尖酸的售票员发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我进行了近似羞辱的批评教育，还扣押了我新配的眼镜，并要我第二天缴纳两元钱的罚款来赎回眼镜。那些年，我经常听到郊区广播站、灞桥区广播站播送的广播稿，都提到“通讯员高五幸”（那是他的笔名叫“高五星”）。所以在那一时期，对于我这样喜欢写作文的青少年学生来说，高五幸无疑是“大神”一般的存在。
真正见到高五幸先生，是在1985年下半年，当时灞桥区在筹备灞柳文学学会，五幸先生就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他被推选为学会的常务理事和学会刊物的编委，多次在文学交流活动中神采飞扬地谈写作体会，他的不少短篇小说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候风华正茂的他在新筑乡建筑工程公司工作，还是灞桥区委中心通讯组的成员，加上他频繁见诸报端刊物宣传家乡新人新事新气象的新闻报道，在当时没有网络媒体、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党报纸媒的情况下，更是令我敬仰。尤其在我上世纪末被以“莫须有”的说法“撤职罢官”的日子里，五幸先生专程到单位看望我，嘘寒问暖，情真意切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五幸先生是因为出众的才华被领导相中，随领导到了区土地局，被安排在重要“岗位”工作了近十年。以后又辗转到了新城区市场中心下属的康复路市场管理所，每到一处都能用自己手中的笔把工作、把生活描摹的五彩斑斓，令单位满意，让同志惬意。
人常说，年龄大的人最好别跟“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沾边，我看五幸先生何止“三高”，他“五高”我看都有。主要表现在不仅姓“高”，而且“身材高（近一米八的个头）”“声音高”“兴致高（见人总是爽朗笑声先闻、热情地大手先伸出）”，更重要的是作品“产量高（几乎每天都在刷新朋友圈）”“名声高（拿奖拿到手软，稿约、聘书不断）”……
古人爱用“鸟人”来骂人，我这里却要用“鸟人”来夸赞五幸先生。在我看来五幸先生既像一只农家的“老母鸡”，任劳任怨、自食其力，凭自己的本事“刨着吃”讨生活，产下了很多蛋被别人卖了、吃了，自己不光无怨无悔，还在不停地向主人报喜“咯咯哒”“个个大”（难怪到了退休年龄，单位领导人继续留用他发挥余热，像这样能干活的伙计，领导永远不会嫌多）；又像一只林中的“百灵鸟”，总在不知疲倦地歌唱着新鲜的空气、翠绿的草木、清澈的流水、秀美的山川以及左邻右舍的熟悉朋友，歌唱社会歌唱新生活（在他笔下，家乡是那么的可爱，乡民是那么的纯朴，乡风是那么的清纯）；有时还像一只“啄木鸟”，对危害森林中的蛀虫好不心慈手软，除了无情鞭挞、嘲讽外，还必欲“食肉寝皮”而后快；最终，草根长成了大树，“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芦花鸡”变成了“彩凤凰”，引得“百鸟朝凤”。如今，他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粉丝，他的作品在一些网站上点击量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你说，他不像一只“神鸟”或者振翅欲飞的“金雕大鹏”吗？这都是他不懈努力的结果！
在我看来，五幸先生的名字中既然有个“幸”，那他的命运肯定也与此紧紧相连。先说他的“不幸”，那就是幼年丧母，让他感受到生活的糙砺和艰难；再就是求学阶段遇到了“文革”，不能安心的“读圣贤书”却要投身“火热的生活”中，初中课程都难以完成，知识储备全靠自己“刨着吃”往肚里填；进入社会后，官场的勾心斗角、商场的貌合神离，让他徘徊于农村、社办企业、政府部门、市场管理所，几度沉浮，虽“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却也饱尝人世沧桑（几经努力，他始终未能从真正意义上“跃出农门”成为吃皇粮的公职人员），只是他很少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而已。尽管深得基层读者的喜爱，但由于体制及其他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五幸先生的作品却很难进入纯文学刊物的“大雅之堂”，也很难进入象牙塔里的“名家大腕”评论家们的法眼。这也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天生不爱倾诉苦难，并非苦难已与他远离，他只是将苦难深埋心底，作为自强不息的动力！
人生的“幸”与“不幸”是相对而言的。总体来看，高五幸先生还是比较幸运的，在工作上，他遇到了赏识他才华的领导，让他的工作环境一变再变，逐趋稳定；在一心追求的文学事业上，他先期就遇到了文学大师陈忠实先生，聆听其耳提面命，悉心指导；再就是遇到了改革开放后文艺的复兴与繁荣，让他在新浪潮中“风霜雪雨搏激流”，渐成风貌；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五幸先生与时俱进，“触电上网”，加上朋友的热情推介、诸多编辑的慧眼识珠，他这块璞玉终于被良工发现，经琢成器，溢彩流光。更幸运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西安国际港务区的发展，五幸先生也成了幸运的“拆一代”,转眼间也成了“衣食无忧”的“失地农民”，享受着政府的相关补贴，更激发起他高昂的创作激情，成了朋友圈里笔耕不辍、发帖不断的“屏霸”，圈粉无数，好评如潮，据说有时一篇文章的打赏就可请朋友吃好几顿羊肉泡馍。“金杯银杯不如读者们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底层群众的夸奖。”这当然也得益于他的不懈努力，因为他深知，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很多人并不坚持、并不愿享受寂寞和孤独。而在别人看来的孤独、寂寞，对文学创作者来说却是远离了喧嚣、脱离了浮躁、过滤了诱惑污染，最宜修心养性的世外桃源。他的成功也提示在路上的奋斗者：人生的旅途中不论有多少艰难困苦，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不经意间出现在你的面前，只要你还愿意努力，世界会给你惊喜，而且越努力越幸运！
率真旷达的五幸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不会忘记哺育过他的乡亲父老和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他不会忘记历久弥新的一切值得回味的往事。面对雄厚的黄土地、秀美的灞渭三角洲、文化积淀深厚的新筑镇，他一往情深；面对新时代的和煦阳光、建设热潮以及沸腾的文化之春，他文采飞扬、文思泉涌。他以自己独具个性的文字，再现着奋斗者、奉献者、探索者尤其是普通人的内在美和人格力量，赞美着他所敬爱的风格各异的草根群体，反映了中华民族自觉奉献的人格力量。他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手法，勾勒出一幅幅社会大变革时期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人视觉以小见大的社会画卷，情真意切中又洋溢着乐观向上之气，向读者传递着正能量，为繁荣地方文学事业、传播地域文化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即将出版的数十万言的文集《灞上烟火》《灞上人家》和《灞上之歌》，足以代表其基本创作风貌。
我不敢说五幸先生的作品目前达到了多么高深的境界和具有多么精湛的艺术价值，我却敢说这全部是五幸先生真实的心声流露，是真诚的汗水和心血的结晶，是一位家乡的游子奉献给时代、故土、给亲友的情歌，蕴籍着他拳拳的赤子之心、浓浓的乡土情结、淳朴的艺术追求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其语言通俗不庸俗，不故弄玄虚、不吊书袋，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在大白话中蕴含高智慧，用小故事映衬大道理，让小人物洋溢大情怀，令小篇幅显大气象。他的文章和他的为人一样实在、纯朴，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感到既具历史的沧桑感又蕴含饱满的现实活力与新气象。“质胜于文”，是我对五幸先生作品的整体看法。
五幸先生是写新闻起步的，因而他的作品里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给人能提供新的信息，把每篇作品都按新闻作品对待，出手较快，时效性强，当然有时可能会以璞当玉，稍欠打磨雕琢。然瑕不掩瑜，文贵情真。
和五幸先生同病相怜的是，我也没有高深的文凭，没有令人骄傲的吃皇粮的“公务员”身份。读书太少是我最大的遗憾。诚然，读书的多少与能否写出高质量的作品没有必然的比例关系，但多读书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我相信五幸先生也明白“开卷有益”的道理，我更相信五幸先生会在今后的写作生涯里更加注重读书，从书中吸收新养分，接受新事物，开阔眼界，变换笔法，奉献出更加无愧于社会、无愧于故乡的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