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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上午，“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三星堆对话古遗址”大型融媒报道西北行探访团来到古城西安，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举行首场讲座和学术活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就三星堆文明与陕西早期文明之间的关系进行学术交流，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即将公布的成果也引起观众强烈兴趣。
三星堆持续“上新”或将再度“石破天惊”
雷雨首先介绍了三星堆最受公众关注的诸多重大考古发现。无论是熠熠生辉的黄金面具，到数量庞大的象牙，再到造型精美独特的青铜顶尊人像，还有首次发现的丝绸痕迹，都再度展现三星堆的神奇华丽。
“三星堆发掘的东西很多，人都下不了脚。以前考古工作者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次考古终于是面朝黄金背朝天。”雷雨透露了近期三星堆发掘的最新进展，7号坑中已发现大量象牙，在密集交错的象牙之间，已可隐约看到金属器物露面，8号坑通过前期探测也显示这里有非常密集的金属器物，“几天前都还一直是一些细小的器物，现在大型的青铜器已经开始露面，已经可以发现有的是此前没有出现过的造型。这两个坑，很可能会和3号坑一样让人惊喜。”这些新发现的大量器物，对于解答过去三星堆的一些疑惑会带来不少突破性进展，但同时也带来新的谜题。
“三星堆遗址是上下延续2000多年且规模巨大的都邑性遗址，现有考古发现和发掘远远没有揭示出遗址的本来面目。”雷雨说，到目前为止，遗址的发掘面积不足2万平方米，对于分布范围达到1200万平方米的遗址来说十分有限，所以有关三星堆的很多谜题依然不能给出比较明确的说法，例如三星堆既然是都邑性遗址，有一座宏伟的古城矗立在遗址中央，那城门在哪里，道路在哪里，路网结构怎么样？都没有答案。
据介绍，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世人对古蜀国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另一方面也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三星堆文化整体来说没有达到中原地区夏商周文明的高度，但在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大型铜器的铸造、黄金制品的制作和利用等方面相当令人惊叹。
市民姬艳林带着女儿参加活动。透过三星堆，她了解到陕西古代文明与巴蜀文明，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星堆不少文物和我们陕西这边出土文物在形式上相似。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文明，三星堆文化具有浓厚的自身特色。它既有青铜面具、神树等独特的文化面貌，同时又与夏商王朝关系密切，学习了很多夏商的礼制。比如玉器、牙璋、玉戈等为代表的仪仗制度；商王朝时期的青铜容器代表的礼器制度；还有铜铃、石磬等夏王朝发明的宫廷礼乐器在三星堆都有发现，这都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丰富性。”
秦蜀早期文明完全可能存在频繁交流
三星堆的发掘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各个区域文化之间又存在怎样的交流？在对话环节，雷雨和王占奎就秦蜀之间早期文明之间的交流进行了剖析。
在陕西榆林，这里发现的石峁古城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面积最大的城址，这里也发现了大量玉璋、玉环等精美玉器。考古人员发现，石峁遗址有“墙体藏玉”的特殊习俗，有意思的是，三星堆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红烧土墙体和夯土基础中，也发现了把象牙和玉石器埋在墙体中的行为。不仅如此，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了大量菱形眼形器，石峁城墙上同样发现有菱形符号，二者异曲同工。更让人惊叹的是，石峁遗址城墙上雕刻的神面，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兽面，都有着相似的“大眼咧嘴”的表达。
石峁和三星堆远隔千里，为何会有种种相似的文化表达？王占奎曾承担“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武王伐纣年代研究”课题，主持过周原遗址、周公庙遗址等项目发掘。多年从事商周考古的他表示，石峁遗址的年代下限是公元前1800年，这个年代大概对应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存在一定时间上的重合，因此文化之间产生交流非常正常。事实上不仅三星堆的青铜兽面“撞脸”石峁石雕神面，和良渚、石家河文化的玉雕神面都有相似之处。雷雨认为，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和石峁的玉璋非常相像，“它们之间一定存在某种文化联系，只不过目前还没有找到中间的传播地带而已。”秦蜀之间，文化的交流并不只发生在石峁和三星堆。在陕西宝鸡发现的（弓鱼）国墓地，其出土的青铜器上发现有“弓”和“鱼”组成的合字，也被认为弓鱼国墓地的主人可能来自蜀地。因为三星堆出土的国宝文物金杖上，便有弓箭和鱼鸟的造型。
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三星堆遭遇重大灾难之后，三星堆人的一支翻越秦岭进入宝鸡，另一支则一路南行到了越南。难道弓鱼国墓地的主人和古蜀真的存在某种联系吗？王占奎表示，（弓鱼）国墓地的文化面貌确定和古蜀文化关系最为密切，但究竟是这一支部族翻越秦岭到了巴蜀之地，还是鱼凫国的一支进入宝鸡，这需要更多的材料进行证明，而这种未知也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对于三星堆未来的发掘，王占奎寄予厚望，“如果未来哪一天三星堆发现了文字，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能够诞生这么高级的青铜文明的地方，有文字产生也并不意外。”庞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