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见义勇为者不再“心寒”

“请出示您的医师资格证。”忙碌了数个小时后的李晖听到了这句话。

如果是在医院，如果是要办什么手续，李晖都不会诧异，可这是在飞机上，是李晖作为飞机上唯一一名医护人员照护了一位发急病的患者长达两个小时后得到的一句话。

虽然觉得不受信任，但李晖还是配合地解释，“我此行是去广州参加会议，并没有带医师资格证，但我确实是一名医生。”

“那你怎么证明呢？”对方紧接着抛来这样一句话。

李晖有些疲惫，但还是思索了下，说“我手机里有一些工作的照片，我拿给你看。”

看了几张照片后，对方摇了摇头，表示还是不行，理由是“这并不是一份书面的正式证明”

李晖不解地问道，“为何要查我的医师证”，飞机上的工作人员坚持“目前医患关系紧张，这是必须要的。”李晖说，“我跟他不存在医患关系，我没有收他任何费用，我这叫见义勇为”。

在工作人员一再要求下，李晖无奈地继续翻找手机里存得满满当当的相册，里面有患者家属与她的合影，有参加学术会议拍下的医学前沿进展，更多的是经手患者病程的发展资料......匆匆的浏览让李晖重温了这些照片中的回忆，数年的光阴争先恐后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却变不成一份书面证明展示在她面前。

飞机落地后回到酒店的李晖心情复杂，在公共交通上处理紧急突发的医学事件对她而言不是一次两次，是无数次了，可这是第一次遇到需要自证身份的尴尬情景，虽然最终她找到了一张带有工号的证件照片“证明”了自己，但她还是辗转反侧思来想去：一会觉得自己很委屈，一会又觉得航空公司也是怕万一患病乘客出了什么问题需要担责任，虽然方式僵硬但也可以理解，于是她发了一条朋友圈，简要描述了下发生的事情后，呼吁同事们出门记得带上医师资格证，避免尴尬。

明朗而坚定的前进方向

事情到这里本来就算是结束了，但除了是一名儿科医生，也是政协委员的李晖觉得不应该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她有责任义务探索清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她联想到“见义勇为被讹”“好心施救被告上法庭”等大量类似的新闻报道，觉得答案并不简单，现象的背后一定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她上网查资料，不止查新闻报道，也查事件的后续处理，包括法庭的审理情况，答案慢慢显现出轮廓，但依然不够清晰。接着她又查相关法律法规，不止国内的，还有其他国家相关的信息。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她看到，在一些欧洲国家有一种“好人法”，规定见义勇为的人即使救助失败也无须承担责任。

这个信息很重要，李晖思索，见义勇为行为光靠呼吁和鼓励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有奖励表彰等正向反馈，也只是杯水车薪，真正起作用的是从法律层面，给予全部施救者，绝对的保护。

但这是很难的，李晖是政协委员，她十分清楚立法有多难，法律，不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而是社会准绳，是立国之本，光更改、修订都会牵扯社会的方方面面，更别说是要补充法律空白，建立新的标准，就不止需要大量的工作，更需要打破桎梏的勇气与毅力。

“所以我觉得一个提案的实施，一个委员的执着很重要。”李晖感慨地说。

探索与改革的必经之路

从做出决定了以后，李晖就马上开展工作，两年来，一直没有停歇和放弃。

她一直对自己有个要求，就是从来不随便写东西，但是要写就必须铿锵有力，精益求精。深知自己在法律领域的薄弱，在提案初稿完成后，李晖在时任政协主席韩勇的帮助下，寻找了陕西省律师协会协助，为提案把脉，为此陕西省律师协会特意邀请省内近10名的知名律师们召开座谈会，一起讨论文稿，花费了三个月，这份提案的终稿落成，多位律师们和时任陕西省检察院巩富文副检察长们看过后评价，这份提案已经十分成熟，基本不存在什么问题，可以正式提交了。

此时李晖提交的提案已经不仅仅是单纯关于“好人法”的思考，还引伸申了“在飞机、火车等公共场所加装AED（自动体外除颤器）”“乘务员定期展开急救演练和培训”等多项改进建议。李晖认为，若公共交通工具上突发紧急医疗事件，在“广播寻医”之前，工作人员就应该对患者进行基本的救助措施，譬如测心率和血压、吸氧、引导平躺、补充营养等，在公共场所配备AED设备也十分重要，关键时刻能对突发疾病群众给予十分有效的治疗。

“我这个提案交的办理部门很多，如：铁道、公路、航空、卫健委及人大等多个部门，他们都给了充分肯定，进行了认真调研，最终实行了，我半年后还去回访了他们。”李晖介绍，她所任职的西安交大一附院还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赠送了数十套AED设备。

温暖且不懈的人生追求

2019年12月，李晖提案中所建议的“对施救者完全不追责”被紧急补充进当时正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中，成为了一条真正的法律。在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生效，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且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其中的很多新变化引起了社会广泛讨论，民众们也注意到了“对施救者完全不追责”这一重大变化，纷纷叫好支持。

李晖常被周围人问到当初救人和提交提案的初衷，她理所应当地回答，救人是多年的职业敏感些养成下意识的举动，根本没有思考。关于此次提交的提案，她说“初衷就是让施救者不要担责，让设备更新，人员演练，建立起良好的社会救助体系。”

“我一直是个爱多管‘闲事’的人，现在这些“闲事”都派上了用场。”李晖欣慰地说。

在履职政协委员的十四年间，李晖提交了数份提案，其中包括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李晖在灾区调研时发现，政府为抚慰灾害中失去孩子的家庭，尽快给失独家庭办理二胎手续，但由于这些妈妈心理没有得到恢复，从而导致死胎及流产率大大激增。在充分得到调研数据后，次年李晖书写《关于建立我国重大灾难及危机的心理卫生服务系统，推进心理援助立法的》提案，与时任陕西省政协张生朝副主席联名提交国家层面，被列为重点督办提案，新华社以内参最高级别密报国家领导人阅，使心理援助成功纳入我国重大灾难救援之中。同年在省内提交的《关于重大灾害及危机心理卫生服务系统纳入全省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提案也被落实，该提案获得优秀提案奖。李晖发现在“十四五”时期脱贫攻坚工作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她从儿童角度出发，认为扶贫应先“扶”儿童，李晖解释，在贫困地区调研中，儿童拥有的书本量非常低，30%的家庭里孩子没有一本课外读物，在很多地方甚至没有一家早期教育服务机构，与此同时，对母亲的教育也完全没有。她说：“关注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可能是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的有效方式。”，从而也成为国内最早提出“贫困代际传递”概念的第一人，现已被广泛的使用。

在2021年两会期间，她向社会介绍了自己的新提案：我国14岁以下儿童，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7%，而医疗机构儿科医生不足12万，这反映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儿科医生短缺。2015年卫健委为缓解儿科医生短缺出台了“降分录取”政策，但实行的数年间却衍生出了负面影响，反倒加速了儿科医生的流失，为此，她提出，政府应尽快停止降低儿科医生门槛的相关政策，并提高儿科医生待遇。

李晖说：“要让每件提案都有‘响动’”，多年来，她一直恪守着这一准则。她提交的提案及社情民意先后7次被评为优秀提案，办复率极高。从而也得到办理单位办理人广泛认可，希望像李晖这样的委员再多一些。

作为医者，她医术精湛、鞠躬尽瘁；作为委员，她为民请命、坚定执着。在这两条相互交织的人生路线上，她充分发挥着自己作为医生的专业优势，为国家发展提出诸多合理、科学的建议，又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联动多方力量推动医学和救护体系的发展与进步。

她说，未来，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