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彭康哲学讲坛”第17期学术报告“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路径及其理论意义”11月13日下午在线上举行。报告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唐正东先生主讲，我校哲学系王嘉新副教授主持。报告吸引了全国各地近百位师生参与。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开始了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的理论努力，并且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政治史文献、《资本论》等经济学文献中把这种理论努力推向了顶峰。唯物史观具体化的标志是找到使本质内涵得以呈现出来的中介形式、“具体”本身的规律性存在等。从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视角入手，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住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唐正东教授首先指出，唯物史观具体化的问题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国外学界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左派学界基于政治视角的批判理论，空间性、地方性批判理论路径的生成，国内学界面对具体对象的理论需要，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具体化问题凸显到学术的前台和中心。其二，如何理解“具体”很重要。用“具体”来攻击一般过程理论，只要使具体停留在经验具体的层面；而像唯物史观那样追求历史过程理论的“具体化”，则使“具体”上升到了具体总体的层面。《资本论》中的资本就是这样的具体总体。
在引出问题后，唐正东教授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唯物史观是一般历史观层面的科学观点，它是马、恩在批判德国唯心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但即使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也已经开始了具体化的历程，表现在透过对施蒂纳的批判，揭示了“唯一者”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基础。在该书第三章“圣麦克斯”中，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与阶级利益对立的线索，即使是在“费尔巴哈”章中，马、恩也已经开始了具体化的努力，尽管在第一部分中只罗列部落的、古典古代的、封建的所有制及分工形式，但第二部分及第四部分中均已谈到资本主义阶段交往形式与生产力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劳资关系的矛盾。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的第三卷中，编者在“前言”中说，《形态》的重点不是批费尔巴哈，而是批施蒂纳的第三章。此说法的核心是把马、恩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与其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观点割裂开来，凸显“具体”的独立意义，而不是“具体化”的理论意义。《形态》中的具体化进程才开始，因而还尚未在此问题上得出进一步结论，譬如具体化的中介形式、具体化的标志、具体化的方法论特点等。所以，其主要贡献是一般历史观的生成。
接着，唐正东教授例举出马、恩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的一系列巅峰之作，其中有政治史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农民战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有经济学批判著作：《资本论》。唐正东教授强调，但怎么读这些著作至关重要。唐教授认为，学界有人把《雾月十八日》、《法兰西阶级斗争》 读成了政治自主性的著作，一切伟大的世界事变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笑剧）；将《德国农民战争》 读成了宗教问题研究，这就像前几年把《资本论》中读成经济学著作一样，漏掉唯物史观具体化的重要理论维度。唐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政治史著作中，马、恩致力于研究处于本质层面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是如何通过政治斗争（法国）、宗教斗争（德国）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并着重梳理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德国农民战争背后的反宗教斗争的发展规律。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不是去孤立地分析德国农民通过宗教而展开的政治斗争，而是从德国工业和商业当时的状况去分析不同阶级的分裂，通过宗教政治斗争而结成三个营垒，然后再去分析从15世纪末开始德国农民战争的过程，一直到路德、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虽失败了，但结论是不会这样结束。国外学者以《雾月十八日》马克思不把政治受决定于经济利益为由，以此来制造马、恩对立说，其实是不对的。马克思的解读也是这样的，恩格斯的此书更是如此，它像极了《资本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论述方法，“现实的个人”是生产方式的特性如何在现实文化政治语境中的个人身上呈现出来；在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中，“具体”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表现在把这个具体不是看作资本作为物的发展过程（像古典经济学家），而是看作社会经济形态过程，因此，资本的神秘性来自于社会关系维度的特殊性。唐教授总结，以往的研究中只把这些著作视为历史学和经济学著作，错失了总结马、恩对具体化规律的探讨，而仅仅从历史学和经济学维度的探讨，也不足于把握这些著作的深层内涵，因此，《德国农民战争》成了探讨宗教问题的著作，《雾月十八日》 成了探讨国家相对自主性的著作。马、恩唯物史观具体化的标志是：对具体的研究是否上升到具体规律的层面；对具体的研究有没有找到本质内涵得以呈现的具体中介形式；有没有把具体与一般放在历史辩证法的关系中来理解。
然后，唐正东教授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要研究马哲尤其是唯物史观是如何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他认为，这体现在对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上，因此，我们要深化对这些理论的创新性的认识，但同时也要研究这些创新理论是如何把对“具体”的认识提升到“规律”层面的，以便发现其对人类历史一般规律的意义。能重视对"相结合”完成得好的标志的认识、能上升到“规律”层面的“相结合”，就是“好”的“相结合”；如果只是得出零碎的、经验的一些结论，那就不能说"相结合”的“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探索中，不只是停留在敢想敢干上，而且还是提升到了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层面上来深化认识、提升实践。由此，中国的实践不仅具有中国的“具体”意义，而且还对于人类历史一般规律也有“一般”性的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找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具体化的中介形式，找到中国实践的规律性认识，由此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两者的辩证结告，而不是简单相加。中国传统文化有优秀的思想，但如果不跟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那也可能朝另一种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不跟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可能找不到中介形式。
唐正东教授列举并总结了国外学术界对马、恩唯物史观具体化问题理解的指导意义和局限性。他认为国外学界在误解唯物史观之“一般历史性”的前提下，把这种具体化理解为从“抽象”转到“具体”，由此开始了对“具体”之直接哲学意义的探寻。这种思路在世界观上就与唯物史观有较大出入，在本质上是实证主义的。英国学者克里斯多夫·阿瑟在延续索恩雷特尔“交换抽象”的前提下，仅从交换关系的角度（而不是生产过程）的角度入手，看到了交换价值的统治地位及自我运动特性，从中提炼出了形式辩证法，并认为是与黑格尔的概念运动辩证法一样的。阿瑟的优点在于抓住了资本自我运动的特性并试图总结出这种运动的形式辩证法维度，但他的问题是没抓住马克思关于资本自我运动自我增殖的深层解读：这种自我运动不是来自于资本的物的维度，即交换价值的维度；而是来自于其社会关系的维度，即剩余价值剥削的维度，因此，不是神秘的，而是矛盾运动的。意大利的奈格里、美国的哈利·克里弗从“具体”中直接解读了政治的内容，前者从“货币”中解读出劳资斗争的阶级斗争内容，后者从商品中解读出政治斗争的内涵，这种思路的优点是把握住了商品、货币中所包含的矛盾和对立性，但因没能把它放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因而未达到内在矛盾的层次。马克思的“具体”是唯物史观(历史观)具体化后的“具体”，不是实证的具体。因而是具体总体，思维具体，是思维把握具体后的产物。所以，他关心的是“具体”的内在矛盾，而不是权力统治的抽象性；是历史发展而不只是抽象批判。
由此也带来的“具体”之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问题。唐教授指出，外在的规律的确具有异在性，无论是从神性、绝对精神还是从抽象人性的角度来谈，这是以人无法把握自身所处的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为前提的。反对神性外在规律的主体启蒙思想在实践上对应于近代手工业资本主义，那的确是个主体征服一切的时代，尽管机器在使用，但它只不过是主体之手的延长，在消解了外在规律但又未意识到历史内在规律的时代，主体是最自由的，但那只是历史暂时性的自由。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机器体系的出现使人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人们开始接受有些东西是无可奈何的。不仅英国人安德鲁·尤尔在1835年的《工厂哲学》中看到了物质生产与生产组织发展的规律性。问题聚焦在这种规律到底是什么?马克思说，这种规律不是物或资本本身的规律，而必须进入唯物史观的视域才能发现的规律。人的劳动过程表现为资本增殖过程，其原因不在于人或资本，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性。因此，历史规律是复杂现代性之表征。国外学者谈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时，真的把它理解成了资本是个能够自我增殖的神秘之物。这种解读完全误读了马克思。对马克思来说，资本能自我增殖，完全依赖于其社会关系属性，因此，是雇佣工人的劳动过程是建构着资本的自我增殖过程的表现形式。对规律的新理解也带来对新主体性的理解。启蒙时代的主体性是缺失规律性前提下的主体性，强调人的自由能动性。黑格尔的主体性是过程中的自由，是定在中的自由;我们现在的主体性是创新的主体性，创出来的要确保是新的，就要遵循规律。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中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注意此处不是个人的自由的发展，而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只有通过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发展，才能做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人本主义强调人性论基础上的个人发展，存在主义强调存在论意义上的个人发展。一旦只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就很容易走向观念论或唯心论，因为观念或思想推动着个人的行动，这是日常经验的认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客观唯物性，均来自于社会性的维度，来自于复杂现代性的维度，来自于新世界观的维度。
最后，唐正东教授对本次讲座的主题作了总结。我们为何要推进马、恩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路径的研究？这不仅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过程的理解，而且涉及对具体现实意义的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如果只具有具体的维度是不完善的，更应当看到这一伟大实践在一般层面上的意义。
在交流环节，听众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学术界有一些学者提出马克思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的转变，从马克思的文本看，这一转变是存在的吗？这一观点和唯物史观的具体化问题是否有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文本，如《1844年手稿》等，是如何展现他的历史观的？”“我们在一个很复杂的现代社会里怎样从复杂中提炼出观念的基础呢？”“您怎样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科学”概念？”等。唐正东教授进行了回答。近三个小时的讲座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逻辑严谨，引人入胜。唐正东教授对“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路径及其理论意义”相关论题的深刻把握不仅令听众受益良多、交相称赞，也极大地激发了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相关话题的研究兴趣与认同。
